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巨赞法师在南岳的抗日活动及其抗日活动与其新佛教运动观的关联，并论述了其观念与抗日活动和圆瑛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太虚大师的改革精神和抗日活动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巨赞法师 太虚大师 圆瑛法师 新佛教运动 抗日活动
A Study On Master Ju Zan's Concept of New Buddhist Movement and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Nanyue
Summa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Master Ju Zan'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in Nanyu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and his concept of new Buddhist movement.It also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concept and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the monk rescue team led by Master Yuan Ying, and Master Tai Xu's spirit of reform and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Keywords: Master Ju Zan,Master Tai Xu,Master Yuan Ying,new Buddhist movement, anti-Japanese activity
巨赞法师(1908-1984)为近现代高僧，他不仅是佛教的著名学者，也是抗日救国的佛教领袖。他致力倡导“新佛教运动”，被视为“现代新佛学”的奠基人。关于新佛教运动，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据巨赞法师的观点，新佛教运动的发端，可以推溯到杨仁山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及祇桓精舍。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新佛教运动的进程。就巨赞法师个人观点而言，实现新佛教运动，有三大途径：第一、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起来，广泛地发动佛教同人参加实际的抗战工作。第二、整理僧制。整理僧制应该确定两个目标：生产化、学术化。“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 第三、整理教理。需要新佛教运动者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现在关于新佛教运动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新佛教运动中的“生产化”、“学术化”这两个概念，鲜有研究他的新佛教运动观与他南岳抗日活动之间的关联，而这就是本文所要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巨赞法师南岳抗日活动
巨赞法师出家后，一直专注于习教与教学。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他才离开他当时任教的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1938年，受南岳上封寺宝生法师邀请，巨赞法师来到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并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1939年4月14日，巨赞法师和上封寺的知客演文法师等5人，在福严寺后的树丛中进行了第一次秘密商讨建立“南岳佛教僧青年救亡团”，并推荐巨赞法师负责起草宣言和简章。在驻南岳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主任黎友民的引荐下，巨赞法师得到了南岳游干班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54军军长陈烈的支持与指导。由田汉引荐巨赞法师会见了游干班副教育长叶剑英，叶剑英建议将南岳的道众也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4月18日和19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来南岳游干班检查工作，当他得知南岳佛教界准备组织当地佛教徒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后，他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以示励志。4月23日，南岳各寺观200余名僧人和道士在大庙圣帝殿举行抗日救亡动员大会，号召南岳佛道徒团结起来，共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巨赞法师称：“这在南岳佛教史上可说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24日，各寺观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组织，巨赞法师、暮笳法师建议将此组织命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但叶剑英建议，将“救国”改为“救难”，“佛教”改为“佛道”，期以团结更多宗教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并推举上封寺方丈宝生法师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法师、南台寺方丈悟真法师、大善寺知客有缘法师、三元宫住持刘光斗道士为副会长，聘请巨赞法师、暮笳法师为宣传股正副股长。
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大会在祝圣寺召开。作为宣传股长的巨赞法师将会场布置得庄重而神圣,会场正面的墙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像，像前的讲坛上敬放着一尊佛像，并燃着一炉檀香。叶剑英、陈烈和衡山县县长彭一湖出席会议。叶剑英做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话。在这篇被巨赞法师称为“动人的演说”词中，叶剑英从佛教教义论证了佛教徒参加抗战的合法性，号召南岳的僧道们“团结全国佛道信徒，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为普度众生、挽救民族危亡贡献力量。他指出佛教的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讲话中说：
今天的现实要求我们大家，不论僧俗，不论手里拿着枪，或是拿着经，我们必须将共同的敌人赶出去。
佛告诉我们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在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看在现在，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
佛的弟子要学佛的精神，把自己的躯壳放在抗战的烈火中焚化，灵魂才有光辉，在历史上才会受人尊重。
他强调，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抗战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叶剑英的讲话稿被全文刊登于夏衍在桂林主编的5月29日《救亡日报》上，成为了号召全国宗教界人士抗日救国斗争的宣言。田汉还特地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题赠了诗句“自从悟彻如来意，又向人间树战旗”。成立大会通过了《湖南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协会的宗旨，“本会本大乘救世精神，尽国民应尽天职，集中僧道力量，参加战时工作，以救国难为宗旨。”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首先展开的工作是举办“战时知识训练班”。5月8日，为期一个月的“战时知识训练班”开始。南岳山各寺庙、宫观中的70多名青壮年僧人和道士都集中在祝圣寺训练。训练的科目有佛学、政治常识、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和抗日歌曲等6门，每周授课36小时。同时，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还为日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积极筹措经费，号召募捐。一些军政机关、学校和法师们都给予了捐助。战时知识训练结束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建了两个团队分途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队是由巨赞、演文领导的“佛教僧青年服务团”；一队是由暮笳、绍贤领导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
（二）佛教僧青年服务团
由巨赞、演文领导的“佛教僧青年服务团”，成员有道安、大定、光宗、澄源、洗尘、明恒、明晤、理妙、西岸、焕文、法奘、契矩等。1939年6月10日，“佛教僧青年服务团”成立大会在祝圣寺召开，他们聘请了叶剑英、陈烈和黎友民为名誉主任。
6月13日，“佛教僧青年服务团”首次赴衡山县城开展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与田汉领导的抗敌演剧8队和电影1队的队员一道，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士开展募捐公演。他们的工作是街头宣传、出壁报、书写巨型标语、销售公演票、维持剧场秩序、散发慰劳品等。为抗日勇士们壮行，巨赞法师还特地撰文印发了2000份《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其文如下：
各位同胞们，为了保持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仁所应该共负的责任。
现在，英勇的出征壮士们，为我们踏上艰苦的征途，去和敌人拼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是何等崇高与圣洁的事业！
……
菩萨会保佑牺牲小我而为大我服务的出征壮士们，也会为帮助他们的人祝福！
回到南岳后，巨赞法师对“佛教僧青年服务团”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和整顿。一是制定纪律，以求不违佛戒，适应佛规。二是扩大组织，增加团员。他期望把佛教青年服务团办成一个流动的佛学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培养僧才，“以谋进而改革僧制”。
6月30日晚上，巨赞法师接到第九战区政治部的电报，要求佛教青年服务团赴省会长沙参加“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活动。巨赞法师随即率团连夜赶赴长沙，参加街头宣传、编贴“佛教僧青年服务团”壁报、推销募捐公演戏票、举办超荐阵亡将士法会、参加火炬游行、出席各种集会等等。在6号晚上的纪念大会上，“佛教僧青年服务团”以团体的名义散发了三千份《为七•七两周年纪念告同胞书》，其中说：“同胞们!前路的荆棘如何斩除，抗战建国的使命如何完成，就看我们在纪念以后，是否切实动员起来，……前进，同胞们!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
7月13日，“佛青特刊” 第一期作为长沙《阵中日报》副刊出版。次日又发表了巨赞法师撰写的关于佛教青年服务团工作动向的专文。在湖南省抗敌救国动员会和《国民日报》社负责人任啟珊等的宴请中，巨赞法师建议省动员会领导联合长沙市各宗教团体，组织反侵略同盟。
二、巨赞法师的新佛教运动观与南岳抗日活动
（一）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与抗战结合”观
巨赞法师指出实现新佛教运动的三大途径之一就是把新佛教运动与抗战结合起来。“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佛教同人参加实际工作。”巨赞法师不仅鼓励一般的民众参加抗战，亦鼓励僧人参加抗战，原因有以下三点：一、 抗战符合大乘佛教精神。在巨赞法师看来，抗日救国是“救苦救难，除暴安良，消灭害人魔鬼，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二、参加抗战是佛教救世精神具体的表现。三、参加抗战是宣传佛教的绝好时机。
从佛教青年服务团的工作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巨赞法师领导的组织所要进行的工作。佛教青年服务团的工作目标如下：
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
第二，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
第三，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护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
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国如缅甸、暹罗、锡兰、安南等处所作征服中国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传。
第五，要严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组织起来，拉到抗战的阵线里去。
第六，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一般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
巨赞法师之所以倡导新佛教运动，新佛教运动之所以称为“新”，要“契机”，是对现实处境的深刻检讨与反思，也就是说，不能不考虑佛教的时代性。当时时代的需求就是抗战救国，他提倡抗战就是随顺和适应时代的需求。
他倡导的新佛教运动，所谓“新”，不仅要“契机”，而且也要“契理”。僧人参加抗战，既契大乘之机，也契大乘佛教之理。也就是说，契合传教之机，也契合大乘佛教精神之理。佛教青年服务团的工作目标之一，就强调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他的抗战活动都是围绕着佛教之“理”展开。巨赞法师认为，新的佛教运动，尤贵中心思想，因为理论错误了，就会招致行动上的谬妄。“有了革命的理论，才有革命的行动。”他还说：
先要立定一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由此而对着现前的环境，解释一切，衡量一切。第三、不能穿凿附会，故意歪曲以媚俗求容，在理论上这样，在生活行为上也这样。拉氏不是又说：印度佛教之所以亡，除理论失掉中心的原因以外，……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今即本之以论我国佛教。
（二）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与抗战结合”观与圆瑛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
在巨赞法师看来，就新佛教运动的脉络而言，早在1937年，就有佛教僧侣团体——上海“僧侣救护队”参加抗日救国，这是新佛教运动的一部分。他说：“东战场上僧侣救护队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新僧所为也，谁也不能否认是新僧的一大进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战争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这支 “僧侣救护队”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圆瑛法师推荐的弟子宏明法师领队，内分三大队、分队长、队附、队员，全由僧侣担任。队员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大力、大勇、无畏地抢救伤员。沪战三个月中，他们做出了惊人的成绩。据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之战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中国报刊将他们赞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巨赞法师还说：“停顿、解散，不是他们（“僧侣救护队”）的过失，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替他补上了。”可以说，巨赞法师号召僧侣抗战救国是延续了上海“僧侣救护队”的精神。
（三）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与抗战结合”观与太虚大师的改革精神、抗日活动
当我们讨论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与抗战结合”的观念，不能不提及太虚大师，因为太虚大师是“佛教运动与抗战结合”观念的先驱。太虚大师是近代的佛教改革大家，他为倡导佛教入世，提出著名的“人生佛教”观念，并提出三大佛教革命说，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这些观念无疑影响了巨赞法师。巨赞法师把太虚大师视为“新佛教运动的同志。”“时事又许可他（太虚大师）‘继续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学杂志出世，开展新僧运动的广大宣传。”他还说：“民国二十年左右，已经不大听到新的论调，抗战以后，似乎又有点起色。”巨赞法师认为太虚大师在抗战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念。
关于太虚大师鼓励佛教徒抗日的言行，重要的有如下几件。1931年 ，“九•一八事变”，太虚大师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勉励发扬佛陀救世精神，废黜统治军阀，维护世界和平。1933年5月，日军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太虚大师遂与普仁、普勇、普德等商议，拟组建“青年佛教护国团”。5月7日，太虚大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并电《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主张部分佛教青年从军抗暴，部分佛教青年助捐，及组救护队、慰祷队、运输队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致电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又电《告全国佛徒》等文件，以号召反抗侵略、保卫和平。具体实践上，汉藏教理院组织学生实施军事防护训练。汉口正信会亦成立救护队，其工作是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者等，并向民众介绍防空、防毒等常识。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理论上论证佛教精神与抗战的不矛盾性，还是在组建佛教护国团等具体实施上，太虚大师都先于巨赞法师。
此外，巨赞法师如此热心投身抗战，这与他的早年的经历和理想有关。他在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时，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返乡后，任金童小学校长，亦秘密参加共产党，领导小学教员开展罢教斗争，被国民党当局缉捕。所以，他出家后参与抗战活动实际上是他的理想的延续。他说：“我们要揭示佛陀牺牲无我的精神，外抗强敌，内化民贼，从自力更生的中华民族领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设人间的极乐世界。”
三、结论
巨赞法师把抗战与他的“新佛教运动”观念结合起来，并非偶然。首先，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抗日救国的呼声高涨，抗战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主要任务，人人有责任去参与，因为不救国就亡国。用巨赞法师的话说就是“真正的新的适应”，即考虑时代的需求与佛教的社会参与。第二、佛教入世的精神已经得到了佛教界的普遍接受，这当然要归功于太虚大师对人生佛教的提倡。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的“入世”，就是参加抗战。如太虚大师、圆瑛法师等都公开发表演说提倡佛教徒参与抗战，并组织各种形式的辅助前线抗日的组织。而巨赞法师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僧青年服务团。在他看来，参加抗战就是佛教救世精神具体的表现。从当时佛教界普遍提倡佛教徒参与抗日的大背景来看，他的抗日活动，并不是佛教界中的特异。
把新佛教运动与抗战结合起来作为实现新佛教运动的三大途径之一是阶段性的，也就是方便。因为抗战时期总会过去，抗战时期一过，接着就进入建国时期，在抗战时期，巨赞法师就开始讨论新佛教运动在建国时期的应用。
巨赞法师的抗战活动，亦是在践行他“整理僧制”的理念 ——实现新佛教运动的第二大途径。如他希望把佛教青年服务团办成一个流动的佛学院，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培育僧才，进而改革僧制。
巨赞法师的新佛教运动一直强调契理的一面，他的抗战活动在他看来完全契合大乘佛教之精神，他的抗战活动是“真正的新的适应”，“同时也就是揭示客观的真理于人间”，不离于佛教之本——“佛教是穷理尽性之学”。提倡抗战，是巨赞法师对佛教契理契机的思考与具体实践，是新佛教运动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