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太虚大师如何看待佛学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为问题意识，梳理散见于太虚大师著作中的观点。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教已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文化中品质最胜的；建设新的中国文化和新的世界文化，都不能离开中国佛教。
关键词：太虚大师 中国文化 儒家 道家 世界文化
Master Taixu's Discussion on the Status of Buddhism in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 Culture
Summary: This article takes "How Master Taixu views the status of Buddhism in Chinese and world cultures" as a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sorts out the viewpoints scattered in Master Taixu's works. Master Taixu believed that Chinese Buddhism has become a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n Chinese culture; Building a new Chinese culture and a new world cultur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Chinese Buddhism.
Keywords: Master Taixu,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Taoism, world culture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理论家和改革家。他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佛教，令佛教融入现实社会，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清朝末年，儒释道等中国文化逐渐衰落。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此运动包括反孔非儒思潮、整理国故、引进各种西方思想等。此后，社会又几经改革、变动，原来以儒家为主的民族文化已经涣散。二战胜利后，中国文化急需重建。因为此时是重建文化的最佳时期，而且，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太虚大师说：“至民国七八年，发生新文化运动之思潮，同时更有俄国式之共产革命思想的流传，社会现象皆陷入剧变状态。经上述重重改革变动之后，从前儒教为主的民族文化，已逐渐崩溃了！到了现在，急需再建一民族文化底重心。”“中国文化自清季颓溃以来，虽叠经交流演变，迄未凝成中心力量，故有重建之必需。”
一、中国文化的特点
建设现代的中国文化，一方面固然要吸收现代西洋文化的精华，而另一方面也要找出中国固有文化的特征。固有文化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若完全撇开它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讨论中国固有文化时，太虚大师找出在各时代中中国固有文化的代表，归纳出六大内容。太虚大师将它们称为六个特点：周秦子学、汉唐文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汉清经学、宋明理学。
周秦子学，即周秦诸子的学说，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子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大放万丈光芒的异彩，思想最丰富，亦最发达。”它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诸子之学术最有价值，占中国文化的第一把交椅。
汉唐文学，即汉唐两代的文学。这里的“文学”是广义之文学，历史文字一类都归于其中。中国的文学中，汉唐时代的文学最为优美。周秦文化思想发达的结果，便产生出汉唐两代优美的文学。所以要谈中国的文学，其特点宜在汉、唐二个时期。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那个时代，老、庄、易经的学术思想最发达，造成了那时代的思潮。太虚大师在1937年所作的《汉藏互派僧侣游学与何键电请提倡纲常》中，中国文化仅包举五种，把较小的魏晋玄学附在老庄子学中。
隋唐佛学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最为鼎盛的。佛学从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千八九百年的历史，而其最发达的中国佛学黄金时代，便是隋唐佛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放过特别的光彩。
汉清经学，考察经学始于汉代，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成立了经学；到了清代，经学研究者继起，反宋明理学而发扬汉学，此时代可以说是集经学之大成。
宋明理学，看起来，是儒佛或儒佛道思想的结晶品；究其实，这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份，参考、加入了佛道的片段思想，集成此一文化的因缘。它是中国文化学术中一种有特殊意义的学术。宋明理学亦有把中国向来的文化削小萎弱了的地方，它不足以代表中国整个文化的全体。
概观中国文化，便是举出这六个特点，概观中国固有文化的全体。要发扬固有文化，应该注重这六个特点。佛教是六个特点中的一个特点，当然可以算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一般人往往认为，宋明理学的儒家思想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思想，太虚大师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二、中国佛学在中国文化中之位置
虽然中国文化可被划分为六大内容，但中国文化的精华，只在周秦子学和隋唐佛学。因为六朝、隋唐以来的中国固有文化是由儒佛思想和合而成的文化，都是渊源于这两大内容。玄学、经学、理学只是各发挥诸子学，或诸子学及佛学的一部分，而成为另一种文化。汉唐文学是集周秦诸子学和佛学而成立。汉代文学是周秦诸子学思想发达的结果；因为汉晋六朝以来，文学受了佛学的影响，所以唐代文学才更加光彩焕发。由此可知，隋唐佛学是两大中国文化精华之一，谈中国固有文化，不能不谈隋唐佛学，隋唐佛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半壁江山”。太虚大师说：
我觉得谈中国的文化，唯有周秦诸子能与隋唐佛学相比，其他的四个特点，皆不能与隋唐佛学相颉颃的。六朝隋唐以来，中国的固有文化，是由儒佛思想和合而成的文化，而其渊源则在周秦时代的诸子学和隋唐的佛学。其他如玄学、经学、理学，不过从诸子学中、或子学佛学中，各发挥其一部份，以另成为中国一种文化而已。至于汉唐的文学，由秦代统一以前的列国文字，乃表现出汉代文学；至唐代、则因汉晋六朝来受了佛学的影响，更加光彩焕发，故成为二代最优美的文学；而其渊源亦由周秦子学，以及隋唐佛学糅合而成的。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的精华，便在周秦诸子与隋唐佛学；则隋唐佛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自然是一望可知。那末、今后讲中国固有文化的人，就不能不注意隋唐的佛学。
太虚大师还从思想、文艺、政治、风化等方面讨论了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思想方面来说，中国人受到佛学很多影响，特别是“空”和“因果”二种思想的影响最深。隋唐之前的佛学偏于讲空，此空的思想传到社会，便成为上流社会知识阶级的思想，许多知识份子认识到佛教的主张是清净寂灭。中国人向来把现实的人世看得非常实在、重要，当穷困迫切时，便无法排解心境上的烦忧，而通过佛法“空”的思想，便使心由烦扰转为安定，思想得到超脱的解放。佛学“空”的思想给中国人的利益很深。关于因果，佛教主张万法从因到果，都有一定的秩序，善恶分明，毫厘不爽。其间善因招感善果，恶因招感恶果；或过去的因招感现在的果，现在的因招感未来的果；或现在的因招感现在的果。佛教的因果思想不仅影响到了上流社会的知识阶级，还影响到了普遍的一般社会的心意。所以，隋唐以来，中国人受佛学影响最深的思想，有“空”和“因果”。
佛教在中国，对文艺上的贡献很大。隋唐以前，佛教译经中的名词多借用中国固有的名词。到了隋唐，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佛典中新名词的翻译非常丰富，普遍而通俗，几乎成了一般人作文赋诗的新材料，所以隋唐时代的文章、诗歌等都有不少佛学的成分在里边。关于音乐、绘画、建筑物、造像、雕刻等佛教美术也非常多，如大同云岗等石佛，雕刻精巧，都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模型。
佛学对于政治的影响有相当的功绩。佛教“空”的思想使上流社会一班有才华、意气的人物都能安分自乐，不逸于轨道；他们心境坦白真率，在平和中过着不治而安的生活。一次，宋大儒看见几位禅师的相貌，便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禅宗，这类人恐怕都是国家治乱的魁首”。所谓“佛门出俊杰，人海失蛟龙”。佛教“因果”的思想与政治也有关系。历朝的政治往往采取因果的粗相，利用佛教为神道设教的工具，使人民有所畏惧，不敢妄为，用来补助政治法律的不足。
佛教对风化的影响很大。佛学从隋唐发达以来，不但影响了上流社会，对中下社会所的影响也非常普遍而深刻。如前面说的佛教“空”和“因果”等思想都已经成为了民间普遍的风俗。此外，有许多人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生活于社会，这时便感觉到尚有佛教为他们安身立命之处；或有对于人生问题不能解决，苦闷至没有出路时，便来归投佛教；佛教虽然成为这些人躲藏、逃亡之处，但也因此救活了他们的生命，不然、他们只有像现代青年人自杀。中国人的本性最看重现实，也有很深的孝亲观念，所以往往借藉佛教来求长寿、求福报、或慎终追远等等，而佛教至今还流行的延生、度亡法事也成了民间普遍的风俗。
此外，太虚大师进一步指出，禅宗是唐宋以来全部的中国民族思想的根本精神。按照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说，佛教思想是唐宋以来全部的中国民族思想的根本精神。太虚大师云：
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的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学及宋明理学。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
唐宋以来的道家学者、儒家学者都曾学习过禅宗，而后回到道家或儒家的本位上，另外创出性命双修学和宋明理学。所以，太虚大师下结论说，禅宗是唐宋以来全部的中国民族思想的根本精神。在太虚大师眼里，宋明儒、道二家之学虽然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并加入一番探讨本体功夫，但终究不过是一些治世的、养生的学术，绝对没有任何种超越世间、出离生死的效果。太虚大师对宋明儒、道二家之学的评定并不高。
在《中国应努力世界新文化》中，太虚大师提出，在中国文化中，佛教文化品质最胜。在此文中，太虚大师只是给出了结论，论证的依据可散见于他的著作中。比如，在《宗教构成之原素》中，太虚大师指出，宗教之所以能够创立主要是由于创教的教主在其内在的心灵上有超乎平常理知的经验，即心灵上的非常经验。儒、道、佛三家中，都有这类非常灵知经验，只是“佛法于此非常灵知之经验，最有精当而不偏颇、严密而不疏懈之说明。”
三、新的中国文化与新的世界文化
太虚大师认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不仅仅是儒家，而是儒、释、道、回各教的综合。儒佛思想有其互同处。如儒家的伦理思想以五常为主──仁义礼智信，而佛家的五戒、十善是完全一样。在中国，因为几千年的思想交流，佛教文化早就和儒家思想，甚至和道家思想也同化为一体了。在中国民族文化中，不可排除佛教文化应有的地位。对于变质的旧佛教，固然应该改良。但对于代表中国民族文化光荣一面的新佛教，也应提倡，如此才能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文化。在《新中国建设与新佛教》中，太虚大师如此论述：“新佛教”是发挥佛教缘成义和因果义之特质所形成的新佛教。此二义都可由眼前事物证明，也为科学理智所容许。此二义可洗除一切迷信，也符合现代科学思想，所以发挥此佛教特质，可以建立现代人类的新信仰。“新佛教”是适合于现代中国之需要的新佛教。
中国佛学对国家建立、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意义。太虚大师多次强调，中国佛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虚大师的种种事业是为充实中国原有的佛教，使中国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并发挥出来，来增进我们的建国精神。唐代的中国文化具有健全雄大的精神，此时期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佛学。隋唐佛学具有中国文化那种健全雄大的精神，如果能发扬隋唐佛学来昌明中国固有文化的壮阔精神，那么中国民族就是真正从根本救起了。
中国佛教文化是和平的文化，若能将中国佛教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就能生活在和平中。在《中国文化及佛教于战后与欧洲民族之关系》中，太虚大师讨论了中国佛教对于二战后世界人类应有所贡献。二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文化的不完善。西方文化重权力，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唯一目的是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侵害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中国的文化是极良善的，是利益人类、利益世界的，特别是佛教里面随处都充满着利益人类、利益世界的无上之道。如果能把中国的和平文化与佛学传播到欧洲去，必定能使欧洲人们也得以同享永久和平的人间幸福。
作为佛教徒，太虚大师在谈中国文化重建时，不免推崇佛法，但他也不是把中国文化的重建等同于佛教文化的重建。他提倡的是一种融合的文化。他指出：
以三民主义融合中华民国版图内各宗族文化为大中华民族文化，不失其特长，益充其精采，则原有之儒、佛、回文化与新来之耶、科、哲文化，皆应大量容摄，俾起自然择化之功用。乃足为开建民国之文化，且可演为进大同之文化。
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融合中国原有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回教文化和从西方新传入耶稣教文化、科学文化、哲学文化，以此开启、建设中国文化，最终演进为大同文化。“大同”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其基本特征是：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被称为“世界大同”，此种世界被称“大同世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太虚大师提出，化合中外文化以创造新中国文化和新世界文化，应当以三民主义为枢纽，以大乘佛法为联系。太虚大师强调：“大乘佛法实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有非常的重要性。”可见，太虚大师的观点融入了孙中山先生的理念。他的论述很有其时代特色。
最理想的新的世界文化是大同文化。对于“大同”这一概念，太虚大师有他自己的佛学诠释。太虚大师曾说：“一切人群上之隔碍阶差皆灭，而真成平等自由大同郅治之人世也。”人群没有阶级、差别，平等，自由，即天下大同。如此世界与佛教所谓的极乐世界相当。“净，即是穿出无明黑漆团，打破宇宙之谜，造成真、善、美的大同极乐世界，达到人生实际的无量幸福，这即是佛法救世的本旨。”世界大同也可以被理解为佛法中的无人我相的圆融法界。“人类果能实行大乘的人生观，则所谓世界大同、社会平等，亦即佛法上所谓无人我相的圆融法界。”
太虚大师希望以佛学为根本，融贯东、西方文化，创造出全人类所需的大同文化。就文化来说，东方民族的文化和西方民族的文化各有侧重，东方民族的文化大体上是调善情意的文化，而西方民族的文化大体上是扩充理智的文化。从哲学来说，东方哲学是侧重经验的哲学，西方哲学是侧重理论的哲学。两者各有所缺。经验所及虽然正确、适当，但不普遍、恒常，所以必须借理论来补充；理论所及虽然普遍、恒常，但不正确、适当，所以必须借经验来补充。经验与理论两种途径始终不能令普遍、恒常和正确、适当这两面相一致，于是成为了自古以来争持不决的问题。而佛学能解决这些问题。佛学中，情意调善是理智发达的殊胜条件，理智发达是情意调善的主要原因，情意调善和理智发达相应互成，共同达到最高的真理。佛教凭借超越一切分别的实智、经验达到理论上绝对的普遍性、恒常性，并凭借符合各种事情的量智、理论和经验上相对的正确性、适当性，完成了“经验普遍、恒常化”和“理论正确、适当化”，解决了自古以来争持不决的哲学上种种的问题。只有佛学能为陶铸东西方文化、哲学的洪炉，进而创造成今后世界全人类所需求的大同文化与哲学。
理想的新的世界文化，被称为大同文化，也被太虚大师描述为“全世界人类的中正和平圆满文化”。从功用性来说，比起儒家、道教，对国内，佛教可化合汉、藏、蒙、满等族；对国外，佛教可联合东亚、南亚各个国家。佛教甚至可以凭借它在东亚、南亚两千多年的教化，使亚洲东南各民族联合起来，协力将大乘佛教文化弘达到亚洲西北以及欧洲、美洲、非洲、澳洲，并融摄近代的个人主义文化与将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而造就“全世界人类的中正和平圆满文化”。
太虚大师敏锐地发现，佛教在民族团结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派遣弟子入藏学习，目的之一是为了与西藏佛教领袖商讨佛教的统一，促进民族的团结。太虚大师述云：
以宗族言：中国民族的结合，是包罗了若干宗族而成。其中除了回教外，西藏的喇嘛教也是佛教。十多年前，我的弟子入藏和班禅、喇嘛谋佛教之统一，也就是要让民族的结合更为坚固。因此、佛教文化之光大，对国家民族贡献至钜，民族文化建设，也要注意到佛教文化的推动！
对外，佛教可为东亚各民族文化的联络线。遍观亚洲国家的佛教的情况，朝鲜、日本、南洋的佛教都是华文佛教；缅甸、泰国、斯里兰卡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历史上有诸多往来；中国佛教的渊源在印度；孟加拉国仍有一定数量的佛教徒。中国可谓是佛教的第二祖国。在广大的佛教教区中，中国佛教为四强之一，中国佛教徒应肩负起联络东亚各民族文化的责任，挺出而为联合领导。他如此说：
佛教为东亚各民族文化之一联络线，中国为佛教之第二祖国，国内纯信佛教之藏蒙族佛教，半自中原传往。而朝鲜、日本、南洋之佛教，则全属华文统系；缅甸、暹罗、锡兰，以佛教为其唯一文化，与中国佛教之历史及侨商关系，尤甚深切。印度在宋唐前尝因佛教传受，往来甚为亲密。其后印度之佛教虽大衰落，而佛教之流风余韵，乃遍在占印度二万万五千万人口之印度教中。且印度回教亦同情佛教之不分人类阶级，而孟加拉犹有纯佛教徒一二百万，占该省各教人口之第二位，日本之佛教徒，在今台湾归吾、朝鲜独立之后，仍有三千余万。如此广大之佛教教区，今中国处四强之一之地位，中国佛教徒实应出而为联合领导。
因为佛教早就流行于亚东、亚南，是接触欧洲文化的先锋队。它是世界东西文化互相了解之良好媒介。中国佛教是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桥梁。
相比于儒家、道教，佛教有不少优点，所以，不论是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或新的世界文化，都应该注意到佛教的重要性。比如，虽然儒释道三教有通浃之处，但老庄对于“道”之义说得不详细，孔子注重世间法，不谈性与天道，两者都不能满足人们追求“达到最高真理之目的”之心，而佛教对究竟真理、实体（如：真如）缘起讲得非常透彻。太虚大师说：
然所言东亚文化其中有不可不知者，虽三教有其通贯之处，而老庄道义语焉未详，孔子注重世法不言性与天道，第一义谛含而未吐，皆未足以餍世人求“达到最高真理之目的”之心。唯佛法微妙无上，义深文博，学术兼备，实体缘起莫不究极，是则酿造世界新文化，有倡明佛学之必要也审矣。
如太虚大师所强调的，在中国文化中，佛教文化的品质最胜。太虚大师这样说：
中国文化在今日世界中既有此优越地位，且对于人类迫切需要之世界新文化，又肩负产生之任务，何可妄自菲薄，不努力与欧洲文化相竞进，以期缔造人类之文明幸福耶！中国文化中，又以佛教文化品质最胜，且早流行亚东、亚南，为接触欧洲文化之先锋队，足为使世界两集团文化互相了解之良好媒介。为提高中国文化之地位计，及酿造世界新文化计，中国人于此其可不深切注意乎？
佛教是彻底的因果论与现实论，彻底的平等论与差别论，彻底的社会论与个人论，彻底的无常论与恒如（常恒如是）论，所以佛法实际上是现代最进步的人智上所必需的归趣，佛法对于今后人类最大之贡献就是在这里。这是佛法在建设现代世界文化方面的意义。
太虚大师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无法与西欧文化相融洽，已经显示出破坏性的一面，它们不足以摄受人心。在西欧，基督教早已失去其信仰。欧洲战争后，世人已经知道科学不足以依恃。只有佛教可以代表东亚文化，也只有佛教能够融摄西欧文化。所以，要酿造新的世界文化，要以佛教为核心。如：
微细观察，可以代表东亚之文化者、唯有佛教，可以融摄西欧之文化者、亦唯有佛教，世之高明之士多见及之。故佛教问题，实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应时行化，不容缓矣。
四、结语
在太虚大师看来，中国佛教已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文化中品质最胜的，因为中国佛教比起儒家、道教，对究竟真理的讨论是最为透彻和详细的。建设新的中国文化，不能离开中国佛教。西方文化重权力，重竞争，酿成二战，可见，此文化不足以凭恃；东亚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佛教。所以建设新的世界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佛教。虽然太虚大师主张融合中外各种文化来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新的世界文化，但他强调，要以中国佛学为中心。他所推崇的大同文化应该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类似，所以我们现在在复兴中国文化时，应该考虑中国佛教文化对复兴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具有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正如太虚大师所论，中国佛教还是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